天马行空旅游网-新疆旅游频道，为您提供新疆维吾尔民俗风情应该了解的事项。

旅游中，如果要认识一个民族、深刻体验感悟民族风俗风情，就得了解这个民族的一些事项。

一：民族历史，包括这个民族民称、起源、演变及形成；民族迁徙等。

“维吾尔”是维吾尔族的自称，是今天汉文对“UYGHUR”一词的音译。在我国历史上，历代汉文献对维吾尔族的称谓，在书写上，不同时期有所不同。4世纪 《魏书高车传》中出现的“袁纥”一词，是至今所看到的对“维吾尔”的首次汉译写法，同时期还有写作“乌护”或“乌纥”的。到6－7世纪的隋、唐之际，汉文献多“维吾尔”写作“韦纥”。对此，《新唐书回纥传》说：“袁纥者，亦曰乌护、曰纥，至隋曰韦纥”。唐朝中、后期，又写作“回纥”，据说是韦纥联合铁勒诸部中的仆固、同罗、拔野古等脱离突厥统治后给自己新组成的联合体所定的汉文名称。78年（唐朝德宗贞元四年）时，回纥统治者取汉文“捷鸷犹鹘然”之意，提出把“纥”二字改写为“回鹘”，经唐王朝同意后正式 启用，从此一直到13世纪70年代，汉文史籍又写作“回鹘”。元、明时期，汉文史籍一般写作“畏兀儿”，有时也写作“畏吾儿”。17世纪中期清朝统治全国后，因为内地人把伊斯兰教称为“回教”，而维吾尔族这时已是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的民族，因此汉文史籍中多把维吾尔族称为“回”、“回子”或“回民”。不过，为了与同期信仰伊斯兰教的回族相区别，有的文献中便根据维吾尔族宗教人士头上戴有用白布绕成的帽子这一特点，称为“缠回”。同时，又因为维吾尔族在清朝统治新疆前已经在天山南北生活，因此个别汉文献中也把维吾尔族写作“土回”，而把后来到新疆生活的内地回族称为“汉回” 或“客回”。1934年（民国二十三年），新疆省政府根据各族人士的意见，多次讨论，决定废除以前对维吾尔族的各种汉文写法，统一用“维吾尔”这一名称。关于“维吾尔”一名最初的由来和含义，中外史籍记载并不完全一致，但今天大多数专家学者、包括著名的维吾尔族专家学者，都认为“维吾尔”一词的含义应该是“联合”、“同盟”、“团结”，这比较符合维吾尔族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和现代现实。

二：民族种族。

其实维吾尔族的形成和发展同人类社会许多民族一样，曾经经历了复杂而漫长的历程。维吾尔族的先民丁零、铁勒、高车和回纥人(后称回鹘人)曾先后融合了漠北草原的和中亚的属于不同语系和人种的古代部族，在融合的过程中吸取了活动在新疆的古代东伊朗语诸部(即通常所说的塞人)、吐火罗人、粟特人和其他突厥部族的文化，最后形成现代维吾尔族。 国内外人类学家的研究结果表明，维吾尔族在人种特点上，有以下三种类型：一、叶尔羌河流域的巴楚、和田，以及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地带的维吾尔族中欧洲人种的帕米尔—费尔干类型(也叫中亚两河类型)表现明显。二、在多朗人和柯坪、阿克苏、伽师等地的维吾尔族中南西伯利亚人种占优势。在新疆东部的哈密、吐鲁番和库尔勒地区也可以见到南西伯利亚人种因素的混血。三、还有一部分为欧洲人种的中—长颅型地中涨人种集团中的印度—阿富汗人种类型。相关学者们对新疆洛浦县桑普拉墓地距今约两千年的一号丛葬墓两具头骨进行了头骨复原面貌工作，塑成的复原像容貌具有颜面长、面部强烈突出、狭长而高耸的鼻子、深目等一般地中海人种常有的形态特征。现今南疆流传维吾尔有四大分支，即叶尔羌河流域的莎车、麦盖提、巴楚，阿克苏的阿瓦提一带的刀郎人；罗布泊周边的罗布人；于田县沙漠腹地里的克里雅人；以及叶城和田的一带的维吾尔人，他们各自的生活习惯和思想观念还有着一些明显的区别。

三：民族分布

新疆的维吾尔族主要分布在天山以南的和田、喀什、阿克苏三地区。主要聚居在南疆，北疆也有不少。维吾尔族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的主体民族，人口882.35万人（2003年），占新疆总人口的45.62%。 占全国维吾尔族人的99.83%，北京、湖南、河南等其他省区也有分布。据1990年统计，北京有2021人，湖南省5739人，河南有1805人，甘肃有946人，陕西有578人，上海有490人，辽宁有391人，江苏有355人，湖北有271人，河北有257人，广东有253人，吉林有253人，天津有223人，山东有222人，黑龙江有215人，四川有213人。分布在新疆的维吾尔族的特点

四：民族人口

882.35万人

五：民族信仰

维吾尔的先民曾经信仰过萨满教、祆教、摩尼教、佛教等多种宗教，遍及库车、和田、吐鲁番、喀什等地区的千佛洞和佛寺、佛塔遗址，说明佛教曾是他们的主要信仰。10世纪中叶伊斯兰教最先由中亚传入喀什地区的喀喇汗朝，逐步扩展到库车一带。16世纪中叶的叶尔羌汗国时期，吐鲁番地区的佛教也被伊斯兰教所取代，最后扩展到哈密地区，实现了维吾尔族的信仰改宗。现在，维吾尔族全民信仰伊斯兰教。维吾尔族人民除严格遵守伊斯兰教的基本信仰，尊奉《古兰经》、圣训，履行五大功课外，其风俗习惯也完全体现了伊斯兰教特点。在饮食方面，严格禁食猪肉，不吃凶猛禽兽的肉和一切动物的血以及自死动物。民族的传统节日也就是伊斯兰教的重要节日：肉孜节（开斋节）和库尔班（古尔邦）节等。婚姻、丧葬以及其他礼俗也完全遵循伊斯兰教的有关规定，但各地的风俗又有着明显的差别。

六：民族服饰

维吾尔族的传统服装为，男女老少均戴四楞小花帽。男子普遍喜欢穿对襟"袷袢"（长袍），内着绣有花纹的短衫。女子喜着连衣裙，外套黑色对襟背心，戴耳环、手锡、戒指、项链等装饰品，姑娘多梳小辫，现在城市居民一般穿时装。妇女喜欢鲜艳跳跃的色彩。

七：民族观念

在毛泽东时代，毛受到许多中国人、特别是汉族人所崇拜时，一些维吾尔族人只把毛泽东看成是汉人领袖，而非国家领袖。另外，他们觉得，官方历史书和许多汉族学者民众在谈中华民族的起源时，往往只提炎帝和黄帝。在他们看来，这两帝都是汉人皇帝，而非维吾尔族人的领袖。 中华民族的历史往往以汉族为中心，极少提维吾尔族。所以，他们看来，中华民族 = 汉族，与他们无关，至今还有大部分人崇拜毛泽东。

八：民族民俗，民族婚嫁丧葬

维吾尔族待客和作客都有讲究。如果来客，要请客人坐在上席，摆上馕、各种糕点、干果、冰糖等，夏天还要摆上一些新鲜瓜果，先给客人倒茶水或奶茶。待饭做好后再端上来，如果用抓饭待客，饭前要提一壶水，请客人洗手。吃完饭后，由长者领作“都瓦”，即感谢真主赐食，待主人收拾食具完，客人才能离席。吃饭时，客人不可随便拨弄盘中食物，不可随便到锅灶前去，一般不把食物剩在碗中，同时注意不让饭屑落地，如不慎落地，要拾起来放在自己跟前的“饭单”上或洗净吃掉。共盘吃抓饭时，不将已抓起的饭粒再放进盘中。饭毕，如有长者领作“都瓦”，客人不能东张西望或立起。吃饭时长者坐在上席，全家共席而坐，饭前饭后必须洗手，洗后只能用手帕或布擦干，忌讳顺手甩水，认为那样不礼貌。至今保持着珍惜粮食的良好品德。男女青年结婚时，由阿訇或伊码目（均为宗教职业者）诵经，将两块干馕沾上盐水，让新郎、新娘当场吃下，表示从此就像馕和盐水一样，同甘共苦，白头到老。婚宴要在地毯上铺上洁白的饭单，最先摆上馕、喜糖、葡萄干、枣、糕点、油炸馓子等，然后再上手抓羊肉、抓饭。 　

按伊斯兰教规实行土葬、薄葬，死者停尸一般不超过两天。尸体用白布遮盖，由“买曾”、“伊麻木”(宗教职业人员)为死者净身，用白布包裹，男3层，女5层，由“布吾”实施。在阿訇行站礼祈祷后，将尸体抬往墓地入葬。墓穴深、长约2米，宽1米左右；墓壁西开侧洞，可开三个侧洞，置尸体于洞内，头北、脚南、面朝西，用土块封洞口，然后用土填墓穴．冢成鱼脊形、维吾尔摇篮状、穹顶型。入葬时阿訇诵经，亲属不许哭泣。后也有规定新葬祭奠日，亲属哭泣不已，逢年过节，做完礼拜，都得到墓地祭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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玄奘

玄奘（602—664年）俗名陈炜，洛州后缑氏（河南偃师）人，出身于显贵望族、儒学世家。玄奘幼时，遭遇不幸，家道中落，生活所迫，13岁便随兄在洛阳出家。渐大后，“游学于洛阳、长安、成都及江南各地，求教于名僧，执经问。”很快就在佛学界崭露头角，声名鹊起，时有“佛门千里驹”之誉。玄奘已成名僧，唐朝不同意他孑身西行。可他被探求真经的决心促使着，毅然孤身西行。唐贞观二（628）年8月，时只27岁玄奘，背着唐王的禁令，只身混在难民中，偷逃出长安西行。进入莫贺延碛（玉门关西），戈壁浩渺，不见水草。他凭借路上的白骨和驼、马的粪便作标识，还是迷失了方向。想喝水，不料，皮囊失手时，水已流干。五天滴水未进，口干舌焦；挣扎前行，昏倒醒来再走，又晕倒，几乎倒毙于沙海。“幸凉胡叟赠跛马，驮逾险。”识途老马，为玄奘找到了水源，“歇一日，趋伊吾。”

　　玄奘在伊吾休养时，高昌王曲文泰使人至，接玄奘；“行六日，日暮至高昌界之白艻城。少憩，片食。夜半至高昌城。”“法师入（高昌）城，王与侍人前后列烛，自出宫迎法师入后院，坐重阁宝帐中，拜问甚厚。云：‘弟子自闻师名，喜忘寝食，量准途路，知师今夜必至矣！与妻子皆未眠，读经敬待。’”三藏法师受曲文泰礼遇后，“是时，渐欲将晓，言久疲惫欲眠。王始还宫，留数黄门侍宿。又云：‘宫侧别有道场’，王自引法师居之，遣阉人侍卫。”须臾，王妃共数十侍女又来礼拜。”
　　　　停数日，麴文泰说：“自承法师名，身心欢喜，手舞足蹈，拟师至此，受弟子供养，以终一身。令一国人皆为师弟子，望师讲授，僧徒虽少，亦有数千，并使执经，充师听众。伏愿察纳微心，不以西游为念。”但玄奘不为所动，志向不改坚决要求西行；“以绝食明志”。到了第四天，曲文泰见玄奘西行求法的决心毫不动摇，内疚之心由然而生，便收起国王的横威，忙跪下叩头，说道：“法师请点心，可西行矣！”玄奘已饿到了极点，想吃，但又怕曲文泰耍花招，要他对天对佛发誓。曲文泰照办了，并请求与玄奘在佛面前结为兄弟，玄奘应允。曲文泰又求法师为高昌僧人讲法一个月，玄奘也表示同意。
　　　　遂为高昌僧尼讲了一个月的《仁王般若波罗密经》和《金光明经》。讲经时，“太妃以下，王及统师、大臣等各部别而听。每至讲时，王躬执香炉自来迎引。将升法座，王又低跪为蹬，令法师蹑上，日日如此。”此举足见曲文泰对佛教的虔诚。
　　　　曲文泰为了弥补自己的过失，遂大力资助玄奘西行。在玄奘讲经的一个月里，曲文泰为玄奘的西行做了各种准备。相送之物有：“四（个）沙弥以充给侍；制法服三十具。以西土多寒，又造面衣（脸罩）、手衣（手套）、靴等各数事。黄金一百两、银钱三万、绫及绢等五百匹，充法师往返二十年所用之资。给马30匹，手力25人。”也就是说准备了30人花销20年的费用。为在西突厥境内顺利通行，又送西突厥叶护可汗“绫绡五百匹，果味两车。”
　　　　唐贞观三（629）年春，玄奘出发那天，曲文泰和众僧与诸大臣及百姓倾城而出，前来送行。玄奘被高昌人的诚心感动，说：“佛学归，当于高昌三年。”
　　　　其居之那兰陀寺是印度最大的佛教寺院，人才济济。在此能通经论50部的10人中，就有玄奘。在印度，玄奘拜印度最伟大的学者戒贤为师，精心研习佛理，终成其高足。贞观十九（645）年，他费时17年，往返五万里，游历了110个国家和地区，带着520部经典和657部经论，回到长安。后又耗费19年心血，夜以继日地翻译了70余部经典（1300余卷）。
　　　　《大唐西域记》说，玄奘见麴文泰对自己始终殷诚，相约“归来在高昌住三年”。玄奘学成后，谢绝挽留，执意归国。（印度）戒日王见留不住，问玄奘归程路线时，答曰：“玄奘从支那来，至国西界，有国名高昌，其王明睿乐法，见玄奘来此访道，深生随喜，资给丰厚，愿日相过，情不能违。今者还须北路而去。” 玄奘功成名就后，还念念不忘对曲文泰的感激之情，但已时过景迁。曲文泰给予充足的后勤装备，对唐玄奘西行的壮举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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